我為什麽改寫南華早報主編譚衛兒的專欄?

二戰期間,在被納粹德國占領的法國,流行一種帶有精致鞋跟的木履。這種木履背後有個動人故事:德國攻破法國後就很快掏空了法國的各種物資,連全國的牛皮都被送往德國給德軍做靴子。那法國人自己要做鞋子用什麽做鞋底?只能用木頭啊!但有工藝傳承的法國人不甘心要穿難看的木履,所以他們在木履的跟部下功夫,設計出各種各樣的鞋跟,借此來維持民族尊嚴。連歌演雙棲的法國明星Maurice Chevalier也為國人打氣,趕快推出一首新作去歌頌人們穿木履時走路的聲音 。

“那個年頭,時尚就是一種抗爭啊。我們要給德國人顏色看:‘你們可以掠奪我們的物資,但你們沒法掠奪我們的精神和創意!’”90年代在紐約工作的法裔策展人Katell le Bourhis, 這樣形容當時法國人的心理狀態

自從眾新聞刊登了我修理南華早報主編譚衛兒的專欄一文後 ,有人對我寫此文的動機產生好奇,更有人覺得我是在攻擊譚女士本人。其實,我的出發點有點類似二戰時期通過精心制作木履去抗爭的法國人:譚女士的英語水平很明顯是不足的,但她能做南早的主編,除了她是中共安插進南早這個解釋外,你還能想出別的可能嗎?所以,我用心修改她專欄,是一種政治抗爭的行為藝術。一方面,我把她專欄的缺點指出來,就等於把香港在中共管治下“要紅不要專”的現象,以白字黑字的形式公諸於眾。另一方面,正如不少讀者在眾新聞的facebook留言提到,他們跟我一樣,中學時期是靠南早學英文的。所以,我用心修改譚女士詞不達意的地方,別人看了可能能提升英語,這樣我就能小範圍地維持南早作為港人學英語工具的傳統。

我這種行為藝術對我來說也有實際意義。我走獨立作家這條路,是需要在體制外尋找經濟來源。我通過改寫譚女士的專欄,去展示我的書寫英語能力,就等於為自己的教授英文寫作服務做廣告,誰來跟我學習,我可以give their wrtings the Tammy Tam treatment。這種招生意方法不是很有創意嗎?當然,有些門會因我的政治立場而給我關上,但我相信還有另一些門會為我打開的。

但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因的重要性,都比不上下面這個原因:我吐槽譚女士的英語,等於抨擊中共入侵香港,這是需要勇氣的。中國戲劇家曹禺的女兒曾這樣解釋為什麽她父親在1949年後近50年的漫長余生裏,再也沒法創作:中共改造她父親,“像輸液,把一種恐懼的藥液輸入身體裏。這是一種對自身渺小卑微的恐懼。”我要克服的,正是這種“對自身渺小卑微的恐懼。”你們知道嗎,我那篇修理譚女士專欄的文章,是用一部才2000多塊的筆記本電腦寫的,而站在我對面的,是“預算龐大到驚人”和新招雇員多如老電影“賓虛”的演員隊伍的南早。 我這麽一個獨行俠的低成本制作,如果能使人更清晰地看到南早背後的那部國家機器,從而讓人進一步質疑這份媒體的可靠性,這不是克服渺小感的很好渠道?而且,這樣做還能培養寫其他東西的膽量。

當初,當二戰時期的法國人發覺他們做鞋底時不得不用木頭,他們是感到詛喪的,因木履本來只有窮人才穿。這個時候他們可以選擇,要麽埋怨自己命苦,人生竟淪落成這樣,要麽把創意傾注在鞋跟設計上,把木履化成不認命的標志,他們最終選擇了後者。目前香港的政治形勢雖然嚴峻(而且應還沒到最糟糕的時候),但我要效法法國人的精神,所以我會繼續表演我的行為藝術,定期傾力地改寫譚女士的專欄,日後也會改寫南早其他文章和其他中共propaganda的英文文章,一直寫到中國重回改革開放的路的那天。我就是不願認命啊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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